1-6 在日军慰安所没有强制行为？

慰安所中的强制行为

日军「慰安妇」问题中最大的问题在于在「慰安所」里是否存在强制行为。无论那些女性是如何被带进来的，无论是用豪华游轮带来的，还是上岸后被装进高级轿车带来的，抑或是按照自己的意愿来的也罢，只要是在军部设施「慰安所」遭受了军人军属强制性的性行为，军方的责任就在所难免。

关于这一点，1993年的河野洋平内阁官房长官谈话中明确承认“「慰安所」中的生活是一种在被强制的状况下悲惨的生活”，这是一种极为公正的见解。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有大量的受害女性的证言作支撑。此外，相当多亲身去过「慰安所」的那些军人・军属们看到「慰安所」里的那些悲惨的景象也不由得浑身发麻，他们所讲述的这些情况和被害者的证言都非常吻合。

军部「慰安妇」制度就是性奴隶制度

此外，如果说「慰安妇」制度是“性奴隶制度”，那么在这种制度下被迫与军人・军属发生性行为的这些女性，就谈不上是出于本人意愿而实施那些行为的。

下表对「慰安妇」制度与日本国内的公娼制度进行了比较。公娼制度和「慰安妇」制度都是性奴隶制度，但是从形态上来说还是有一些差别。

	居住自由	外出自由	从良（隐退）自由	拒绝自由
公娼制度	无	无 1933年开始在内务省指导下提出该项诉求。	法律上规定有。但是真正执行起来非常困难。	表面上尊重个人意愿、实际上很难拒绝。
「慰安妇」制度	无	无	无	基本上无法拒绝。

公娼制度和「慰安妇」制度下的女性都没有居住自由，都必须居住在由军部统一管理的一隅之地，这一点是相同的。「慰安妇」则必须在规定的狭窄的房间里起居生活。

在公娼制度中，女性们被称为“笼中之鸟”，外出自由得不到许可。但是，1933年内务省做出这样的指导：如果是许可制就等于没有外出的自由，所以建议取消许可制，认可外出自由的权利。之所以不得不下达这种指示，是因为国外有批判说“公娼制度不就是性奴隶制度吗？”，其中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因为实行许可制就无法自由外出。内务省也是为了平息这种批判才做出了这种指示。

与此相对，「慰安妇」制度下日军从一开始就不许可外出的自由。看一看军部制定的「慰安所」规定，你就能发现不允许自由外出的规定有好几条。驻扎在中国常州的独立攻城重炮兵第二大队于1938年制定的《常州驻扎期间内务规定》中写着“严禁从业者外出去未经许可的地方”（“从业者”指的就是「慰安妇」）。除了经过特许的地方以外严禁外出，这也就意味着没有外出自由。

在比岛军政监部维萨亚分部伊洛伊洛市办事处（班乃岛伊洛伊洛市）的规定（1943年）中也写到：“严禁「慰安妇」外出”，“没有伊洛伊洛办事处所长的许可，严禁将「慰安妇」带出”。因为是实行的许可制，所以也就没有外出的自由。

公娼制度其实也是性奴制

此外，因为公娼制度里卖淫不是性奴隶制度，所以内务省出台了自由从良（隐退）的规定。所谓自由从良（隐退），是指承认被迫在妓院中卖淫的女性具有按照自己的意愿随时从良（隐退）的权利。

然而，这种规定并没有什么实际作用。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被迫进妓院的那些女性原本就不知道有这种自由从良（隐退）的规定。即使知道有这种规定，也会由于娼业主们的干扰而无法告知警察。就算是幸运地告知了警察，必然要惹上官司，就会被娼业主要求偿还借款。一旦打上官司，判决的结果基本上都是这样：虽然通过卖淫来还钱的契约因为有违公共秩序和道德，是无效的，但是借的钱必须偿还。这样一来，无力还钱的女性即使有自由从良（隐退）的规定，也就那样一直被约束在妓院中。

因此，公娼制度事实上也只能称之为“性奴隶制度”。与之相比，「慰安妇」制度原本就没有自由从良（隐退）的规定，从刚开始就它被忽略了。
那些女性们有拒绝的权利吗？公娼制度表面上是个人自愿的，但是由于必须要偿还借款，要想拒绝要非常困难。「慰安妇」制度下基本上不可能拒绝。如果拒绝，就会遭到军人或者娼业主的殴打。

如此说来，公娼制度也好，「慰安妇」制度也罢，其实都是“性奴隶制度”。如果说有差异的话，公娼制度是在市民法律下的制度，所以从表象上看不像是性奴隶制度，但实质上就是一种性奴隶制度。「慰安妇」制度是军方法律下的性奴制，是如同字面意思那样的赤裸裸的性奴隶制度。在那种制度之下，我们只能说那些成为军人性对象的女性是被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