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53年第3次日韩会谈时的日方首席代表久保田贯一郎（当时是外务省参赞）发言说：“当时日本在朝鲜修建铁路、港口，平整农田等，多年来大藏省投入了资金2000万日元之多”。1951年日韩邦交正常化谈判开始之后，日方接连不断地发出“日本的殖民统治给朝鲜（韩国）带来了经济利益”之类的代表性的言论。1965年两国间邦交正常化之后，时至今日，无论官方民间，日本社会中不断有人发表这种言论。下面想通过展示殖民地朝鲜的实际经济状况，反驳一下上述观点即所谓的“殖民地统治=恩惠”论调。
往殖民地朝鲜的资金流入
在殖民期间，日本政府财政一直向殖民地朝鲜的统治机构——朝鲜总督府财政划拨“补充金”名目的补贴。有人认为前面久保田发言中所说的“投入了资金2000万日元之多”就是指这件事（水田直昌主编《总督府时代的财政》友邦系列第19期、友邦协会、1974年、160页）。但是，其中大部分资金用于补贴在朝鲜总督府及其附属机构工作的日本职员工资的支出和各种津贴的来源。久保田的发言给人的印象是好像这部分“投入”与铁道、基础设施建设联系在一起，这是不正确的。
当然，除了“补充金”以外，还有从日本流入到朝鲜的财政资金和民间资金，用于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农业及工业的产业开发。在20世纪20年代产业开发规范化以后，每年的流入额增多了，特别是在20世纪30年代工业化和军事化进步之后急剧增加。但是，持“投入”论的人没有看到从朝鲜向日本国内的、以预金部资金储蓄（邮政储蓄）、购买有价证券等形态存在的资金移动。每年的流出额也是逐年增大。特别是亚洲太平洋战争时期，因为以战时条件下的强制储蓄作为原始资本来认购日本国内证券的资金急剧增加，流出额达到超出流入额的水准。另外还有通过红利、支付保险等形式而流往日本国内的资金额也增大了（参考金洛年《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朝鲜经济》东京大学出版会、2002年、第5章）
1910年“日韩合并条约”的签署表明完成了“完全而永久”的并吞，无论对当时的日本政府还是民间投资家来说，都认为朝鲜殖民地的统治应该会“永久”继续下去。作为“投入”一旦向朝鲜投资资金，通过在朝鲜的产业开发，就给投资者带来了利润、地租，或者利息・红利等收入。再加上，随着战时体制下强制储蓄政策的开展，以年度为单位来看，连那种“投入”的状况都消失了。
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开发的特点
正如前面久保田的发言所述，朝鲜总督府实施了修建铁道・港湾、平整农田等基础设施建设。这本身是事实，但是也必须注意到其在目的、手法等方面的殖民地固有的特征。
在铁道方面，“合并”之前的日俄战争时期，为了确保输送军事物资、兵员的兵站线，日本军部紧急推动铁路建设。釜山港的港湾建设作为配套工程也一并被实施。在日俄战争时期，日本军部强制征缴朝鲜人的土地、房屋，强制征用劳力来修建铁路。和“现代化”象征——铁道的“不幸遭遇”（高成凤《殖民地铁道与民众生活》法政大学出版局、1999年、第12页）被日本强加到朝鲜民众头上。之后，朝鲜铁道也担负了作为侵略中国大陆兵站线的作用。因此，贯穿朝鲜半岛南北的干线铁道体系得以强化，相反，朝鲜国内的地方运输能力被限制在很低的水准。对朝鲜民众来说，作为日常交通手段朝鲜铁道没有什么作用。
在殖民地朝鲜正式推行农田平整（土地改良）建设是在1920年“产米增殖计划”开始之后的事情。实施这个计划是为了弥补因1918年“米骚动”而暴露出来的日本国内的大米供给力不足的问题。但是在30年代，随着农业的萧条，农产品过剩问题日益严重。为了抑制从朝鲜运往日本国内的大米数量，该计划被中止。农田平整建设的目的不是为了稳定在朝鲜的粮食供给，最重要的是在于确保与日本国内大米的供需平衡。根据“产米增殖计划”，实施了大规模的水利建设。由于蓄水池等等设施的修建，当地的农民不得已改变传统的灌排水习惯，因此当地农民屡屡发动反对水利建设的运动，但是，在日本大地主和朝鲜总督府的主导下，建设得以强力推进（松本武祝《殖民地时期朝鲜的水利综合建设》未来社、1991年）。
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以后，在朝鲜北部的边境地区修建了巨大的水库以推进电力开发，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重化学工业地带。在那里生产的化肥（硫酸铵）不仅供应朝鲜，还被大量提供到帝国内的农村地区。另外，其副产品还可转用于制造火药，因此，该地区的工业开发，对日本来说具有极其重要的军事战略地位。在大水库修建过程中，许多居民被迫搬家。为防患于未然，朝鲜总督府一方面调动警察防止居民的反抗，还通过他们来收购土地和房屋（广濑贞三“由修建水力发电站而引起的土地淹没问题——以朝鲜为中心——”《朝鲜学报》第139期、1991年）。
上述殖民统治下，日本强迫朝鲜承担军事上和经济上负担，推进了殖民地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开发。并且，朝鲜总督府没有履行“民主”程序，而是强权实施各种大规模建设。在殖民统治下的朝鲜，朝鲜人的政治权利被剥夺了，可以说只有这样才可能强权实施各种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开发表面上看是在“顺利”进行，但是其背后意味着违背意愿征用劳力，导致很多朝鲜人被直接剥夺了生产和生活基础。很多朝鲜民众尝试抵抗朝鲜总督府的强权开发，但是，这样的抵抗活动都被朝鲜总督府镇压了。
产业开发的结果
“合并”时的朝鲜是一个以农业为中心的社会。“合并”之后，工业生产额剧增，1940年基本上和农业生产额持平。虽然财政和民间部门的投资带动了农业生产的增长，但是，这些投资使得工业生产增长速度大幅度地超过农业生产。
但是，这种生产力的上升、产业结构的“高度化”，没有让朝鲜的就业结构发生很大的改变。1930年，朝鲜从事农业人员占就业人数比例的81%，40年停留在了74%。大部分布局在朝鲜的重化工业等大型工厂都是基于当时的先进技术建成，因此，对机械、装置等的设备投资巨大，相对而言，对劳动力不必投入很多。导致的结果是，尽管工业部门急剧增长，但是对就业劳动力的需求有限。并且，技术管理及生产管理由侨居朝鲜的日本白领、技术人员担任，这样就进一步限制了朝鲜人的就业机会。最终结果，大多数朝鲜人的就业都只限于农业部门。
在“产米增殖计划”实施过程中，大米被大量运往日本，其价格则根据帝国国内供需状况进行了严格的规定。仅次于大米的重要经济作物棉花、蚕茧，则实行由纺织资本和缫丝资本（来自日本的资本以及部分朝鲜民族资本）分地域垄断收购原料（棉花和蚕茧）的制度。因此，这些经济作物的定价是不利于农民的。另一方面，农民在购买化肥等农业生产的必需物资或者缴纳水利建设费（偿还建设工程借款）等等时候，支付现金的压力被迫增大。再加上，以前朝鲜农村的棉织品等原有产业部门很发达，但是，由于日本国内工业产品的流入以及在朝鲜机制纤维工业的布局等，那些原有产业衰退了，只留下农民自给自足的生产领域。交通网的建设加速了这种倾向。如此说来，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开发不仅仅带给朝鲜农民农业收入水平的停滞不前，还是剥夺农民兼业和副业收入来源的起因。
图-1显示了朝鲜农户数量的变化。到20世纪20年代前半期，自耕农数量微增，之后变为微减。自耕农兼佃农持续减少，佃农相反出现持续增加的趋势。随着上述农户所得（农业所得+农业外所得）的变化，负债累累的农户增多了，而且，在当时的朝鲜农村，现代化金融机构不发达，这些债务大部分来自于高利贷。结果，那些农户不得不丧失拥有的土地。这样一来，很多自耕农和自耕农兼佃农（特别是后者）失去了土地。相反，日本人和朝鲜地主就把农地囤积起来。由于非农业部门吸收劳动力的能力弱，那些处于困境的农民在失去土地后，仍然作为佃农滞留在农村。这样希望租种小块土地的农户增多，因此向地主交的租金水平就居高不下。高额的租金又成了将农民再次推向困境的重要因素。
资料：根据朝鲜总督府《朝鲜总督府统计年表》分年度版制作。
注1）1920～32年的自耕农包括耕作地主（地主（乙））
注2）由于1919年以前的数据不准确，所以省略。
贫穷的农民加大出售相对较贵的大米的数量，代之以购买、消费从“满洲”进口的小米等相对较便宜的杂粮来维持生计。即便如此，20世纪30年代农业萧条时期，很多小农户还是不能留在农村，为了寻求就业机会，前往日本、“满洲”，尝试进入城市最底层的劳动力市场。部分农民闯入森林地区，从事刀耕火种农业（火田民）。还有人流入京城（现在的首尔）沦为城市的打杂人员。城市贫民(土幕民)在京城市区的周边搭建并居住在简陋的房屋里，从事散工等简单的劳动，逐渐形成村落（参考图片-1。这间房屋里居住着父母子女4人）。
图片-1土幕民的房屋（1940年左右、京城府）
出处：京城帝国大学卫生调查部编《土幕民的生活・卫生》岩波书店、1942年
结语
殖民地时期，在朝鲜，修建了铁路网等交通运输设施，实施了大规模水利建设、水力电力开发。于是，以化学肥料工业等重化学工业部门为中心的工业化得以急速发展。那都是基于日本军事上的需要，或者是以开发朝鲜存储的资源来给日本提供便宜、稳定的供给为目的而进行的。在实施这些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开发的时候，采用了强权手段，屡屡无视朝鲜相关利害关系人的意向。并且，在建设过程中，很多朝鲜人由于失去生产和生活基本条件而被迫搬迁。
这样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开发给朝鲜经济带来了巨大变化。在农村，农业收入水平停滞不前，兼业・副业就业机会减少。其结果是，朝鲜农民的收入水平停滞不前，不断有农户失去农田所有权。相反，农田所有权进一步集中到日本人和朝鲜地主手中。殖民地统治下的朝鲜，尽管工业化急速发展，但非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市场的拓展十分有限。失去农地的农户，不得不作为佃农滞留在农村。这是导致农地的租金水平居高不下，农民收入水平停滞不前的另一个重要因素。连滞留在农村都很困难的朝鲜农民，移居到“满洲”、日本，谋求进入土木作业等城市最底层的劳动力市场。还有，还有很多人成为京城等城市的打杂人员。
日本资金的流入和以此为资金源的基础设施建设及产业开发没有带来朝鲜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朝鲜民众的生活水平=劳动力再生产费用的降低，相反为在朝鲜投资的资本家和地主带来了巨额的地租和利润。这些地租和利润，一部分用于朝鲜国内的再投资，剩下的一部分还流回日本。可以说“殖民地统治=恩惠”论以及以此为前提的资金“投入”论调，只不过是只有无视上述观点才能成立的谬论而已。
＜参考文献＞
许粹烈（保坂祐二译）《殖民地朝鲜的开发和民众：超越殖民地近代化论、掠夺论》明石书店、2008年
金洛年《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朝鲜经济》东京大学出版会、2002年
高成凤《殖民地铁道与民众生活》法政大学出版局、1999年
松本武祝《殖民地时期朝鲜的水利综合建设》未来社、1991年
姜在彦《在朝鲜的日窒财阀》不二出版、1995年
林炳润《殖民地的商业性农业的开展》东京大学出版会、1971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