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在于是否“强制征召”吗？
试图将日军「慰安妇」问题正当化的人，仅仅把女性召集过程中是否使用了暴力或强制这个问题提出来，说又没有文书能够证明，所以没有那种“事实”，日军「慰安妇」制度并没有什么不好等等。
这种观点真的妥当吗？如果大家稍微思考一下就会明白，这完全是一种偷换概念，企图从重大的问题中转移注意力人们注意力的做法。
以前，一提到有关日军「慰安妇」问题的时候，有一部分人为了将问题诉诸舆论，总是要强调强制征召这一点。但是，随着日本军方及日本政府相关资料的逐渐公开，原「慰安妇」们证言的相继提出，召集时是否使用暴力已经不是关键所在。这一点，长期关心这个问题研究者、市民们早就非常清楚了。
吉见义明《从军慰安妇》（岩波新书，1995年4月）
比如，作为这一问题研究第一人的吉见义明在1995年出版了《从军慰安妇》（岩波新书，1995年4月）一书，书中，他作出以下定义：“「从军慰安妇」是指在日本军方的管理之下，丧失权利，在一定时期被限制自由，为日本官兵提供性服务的女性们。他们的处境只能够用‘军用性奴隶’之类的词语来称呼。”（ｐ11）
在该书的结论部分，关于“从军慰安妇的本质是什么”，作者总结出以下几点：
第一、“它是在军方长期囚禁女性、军人们漠然地进行轮奸的模式下，对女性实施暴力的有组织犯罪，是对女性的重大的人权侵害”；
第二、“它是一种种族歧视、民族歧视”；
第三、“它是一种贫富差别歧视”；
第四、“它是一种违反国际法的行为，是战争犯罪” （ｐ231-233）。
在这里也明确指出：问题不在征召时是否存在强制，即使征召时的方法多种多样，女性们被带到军方慰安所之后被囚禁在那里，被迫处于性奴隶状态，这才是最大的问题。
另外，为了谨慎起见，需要说明的是，未必一定是存在暴力行为的征召才有问题，使用欺诈、甜言蜜语哄骗、人身买卖等手段的征召行为在当时都被明确地视为犯罪行为。
上述的这些认识可以说是世界共识。例如，原外交官东乡和彦在2007年的历史问题研讨会上介绍某位美国人的意见时这样说道：
“ 日本人一直在反复讨论是否存在‘强制征召’。其实这对于搞清问题的本质来说毫无意义。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没有谁会关心这个问题。关于性、性别、女性权利这些问题，美国人的想法完全不同。他们听到慰安妇这一事情时，只会考虑一点：如果是自己的女儿被拉去充当慰安妇会怎样？一想到这顿时会毛骨悚然。这才是问题的本质。更何况慰安妇是在‘甜言蜜语哄骗’也就是被欺骗而来的，只要有这种情节在，那就已经出局了。‘强制征召’与‘被甜言蜜语哄骗而来，发现（上当）时已无法逃脱’，这两者又有什么不同？如果对这种制度以‘因为在过去是没有办法的事’进行肯定的话，那就会成为女性权利的‘否定者（denier）’，也就失去了作为同盟国的中坚力量而被接受的可能性。”（《世界》2012.12）
此外，曾经在布什政权时代担任过国家安全保障会议亚洲部部长的迈克尔・格林指出：“永田町的那些政治家们忘记了一件事。被充当慰安妇的女性们是否遭受强制根本没有关系。除了日本以外没有谁关心这一点。问题在于慰安妇们所遭受的那些悲惨的经历。”
当诱拐事件发生时，是通过暴力带走的还是欺骗带走的，这不是问题。只要在带去的地方存在监禁、限制人身自由的情况，最初带去的方式就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无论是哪种方式带去，在刑法上对犯罪的轻重的量刑都是相同的。如果有人说“因为只是哄骗带去的，所以这没有什么不好的”，那么想必他遭到的只会是“你在胡说些什么”之类的强烈批判和谴责。
把女性监禁起来，强制它们提供“性服务”。这种事情由国家机关出面来制定制度、召集女性、亲自经营，并且对此公开给予认可，这些才是大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