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取了众多的韩国籍原「慰安妇」的证言后，研究者梁铉娥指出：“「慰安妇」女性的受害不是在「慰安所」结束的，而是从那里开始的”。这一结论也适用于中国女性、菲律宾女性、荷兰女性等亚洲各国、各地区的原「慰安妇」以及性暴力受害者身上。
虽然女性们在战后的遭遇因各个民族有所不同（→入门篇6），但她们战后的人生却超越民族的界限，有着惊人的相似。即使是现在，那些性暴力受害者要想就受害提起诉讼也是很困难的事，更何况生活在与现在无法相比的一味强调女人“贞操”、“纯洁”的年代，那些生存下来的「慰安妇」受害女性们根本无法在战后对所遭受的性侵害提起诉讼，只能够默默地过着充满苦难的日子。只是，各人的实际情况有所不同。下面，我们通过“创伤”、“PTSD”来了解一下她们战后的人生吧。
性暴力受害者都有较高的PTSD发病率
我想大家应该听说过“心灵创伤”和“PTSD”这些词。“心灵创伤”是指遭遇生命危险、遭受性暴力等“突发性、意外性重大打击之后产生的心灵伤害（心理外伤）。因为是一种遭受巨大的打击而导致“失语”的经历，所以“难以言表”“难以启齿”，这就是“心灵创伤”。作为“心灵创伤”的反应之一就是“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 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症状有以下多种表现：持续高度的紧张和戒备，因为幻觉重现或者做噩梦导致突发性的记忆再现，对与创伤有关的经历采取持续回避的态度、情感麻痹、自责等等。
“心灵创伤”症状因性别不同而有差异。男性当遭遇灾害、事故、暴力、战斗、武器等威胁时“PTSD”症状就会出现，而女性占绝大多数的是遭受性暴力后发生的。并且，遭受性暴力侵害要比遭受其它经历“PTSD”症状发生的几率要高（来自宮地尚子）。「慰安妇」受害者、战时性暴力受害者一般都被神经科医生诊断为“PTSD”或者“PTSD综合症”患者。下面让我们看看朝鲜籍原「慰安妇」、中国籍原「慰安妇」等性暴力受害者的情况吧。
PTSD与来自家族和社会的疏远：以朝鲜女性为例
据诊断，在韩国的受害者中，慢性“PTSD”患者居多。依据如下（出自梁铉娥。2000年韩国仁川萨兰医院受害者14人中11人的调查情况）
①在慰安妇时期，有过自己或者伙伴被带着刀枪的军人殴打，感受到死亡威胁，体会到无助感和恐惧。
②在以后的人生中一看见男性，特别是军人，就会产生恐惧感，想逃避。
③努力使自己不再去想当时的经历，为此，回避与男性的接触，没有恋爱结婚。
④很多日子里无法入眠。
⑤这些症状在数十年间反复持续，多次产生过自杀的想法。
朴永心女士因为抗拒而被日本军刀刺伤后脖子上留下的伤痕。
“韩国挺身队问题对策协议会”对慰安妇申告受害者192人的调查结果显示，几乎所有的受害者都有对人恐惧症、精神不安、郁火（过度抑制怒气产生的疾病）、羞耻感、罪恶感、怒恨、自卑、绝望、忧郁、孤独感等严重的精神性障碍。
后遗症不仅是限于精神方面，还波及到身体上。在慰安妇时代由于遭受那些带着刀枪的军人、经营者的日常暴力和虐待而失去听觉、视觉能力，留下刀伤、伤疤、刺青等情况很多。
此外，由于是长期遭受强奸，女性生殖器留下了几乎无法治愈的伤口。如果是在慰安所感染上了性病（梅毒等），即使到了战后也无法治愈，饱受性器官及子宫异常的折磨。因为有的军人不愿意戴避孕套，导致意外妊娠而不得不去做人流（生孩子及死产的情况也不少）。这些女性中，无法怀孕、不希望结婚的女性居多，在战后“结婚是理所当然的”“生孩子是女人的职责”的家长制社会中，这些女性身上背负了莫大的痛苦。甚至有的女性还将性病传给了下一代人，对孩子们的精神和肉体造成了影响。
在社会层面也有后遗症存在。在战后也在持续追求女性“贞操”“纯洁”的家长制社会中，受到这种统一观念的支配，女性们为了不让家里人及当地社区知道自己的过去而选择了保持沉默。有的女性由于自责，不能返回家乡；有的结婚困难（拒绝等），即使结婚了也无法怀孕；还有的因为以前是慰安妇的事情传出去后被人赶走，很多人都过着贫困而不安定的生活。也有人想自杀。日本政府虽然承认了战争中的违法行为，却没有对这些受害者进行补偿，使得上述社会问题更加恶化。
PTSD和“如坐针毡”的孤独者：中国籍受害者们
中国人等占领地的受害者情况又是如何呢？以中国陕西省的受害女性为例，与日本人以及殖民地出身者不同，她们这些幸存者在当地受害的。因此，由于受害人遭受过性侵害这一事实家里人、亲戚、附近的村民都知道，所以这些受害人的状况简直就是“如坐针毡”（令人心酸的场所和境遇），无法将自己所受到的伤害对簿公堂。
万爱花女士被日军绑架，多次遭到强奸，在日军的拷打下身体骨折，导致她身高萎缩，右耳失聪，战后为了躲避熟人而移居他地。也有女性是在告知了对方自己受害的事实后结婚的，然而，虽然夫妻关系不错，由于连丈夫也要受到迫害，加上日本兵加害的后遗症引起妇科病恶化，最终她选择了自杀。
曾经给6名中国受害者做过诊断的神经科医生说，受害的女性们在回忆一个个受害场面时，出现前后脱节等PTSD特有的症状（记忆的片段化）。此外，有些人遭受侵害时，由于还只有十多岁，日军的行为有明显的虐童性质。“虽然经历了战后50多年的岁月，但是PTSD症状依然存在”， “不安”和“抑郁”（萎靡）现象也清晰存在。（源自桑山纪彦）。
如此，对于始于日军「慰安妇」制度及有组织的强奸下所遭受性侵害、持续到战后的精神及肉体上的后遗症、社会上遭遇的创伤等等，「慰安妇」们对于这些所遭受的伤害一直都无法提起公诉，直到上世纪90年代要求解决「慰安妇」问题运动（→入门篇９）兴起为止，这些慰安妇们不得不在孤独和沉默中度过漫长的岁月。
然而，研究过受害者战后人生的梁铉娥教授指出：我们不能把慰安妇受害女性看作是“可怜无助的受害者”，而应该意识到提供证言本身就是一件非常需要勇气的事情，这些证言和受伤者自我疗伤有着密切的联系。在此基础上分析，我们应该把「慰安妇」受害问题看作是精神、肉体、社会诸多层面上的“复杂性的事物（complexity）”，由于对于「慰安妇」问题缺乏正义感而导致痛苦持续的“持续性的事物（continuity)”，一种对受害的冷漠、无视、歪曲等态度导致现实社会中苦难再生的“现实性的事物 (continuity)。”
要为受害者恢复名誉，重要的是首先我们要假设“如果自己、姐妹、恋人、友人遭受伤害（是受害者的话）”，怀着这样一种心情去关心、共同感受他们的所受的伤害、痛苦。
〈参考文献〉
・战争与和平资料馆“女性们的战争与和平资料馆”编《证言 面向未来的记忆 亚洲「慰安妇」证言集Ⅰ―南・北和在朝编 上》明石书店，2006年
・同上《证言 面向未来的记忆 亚洲「慰安妇」证言集Ⅱ―南・北和在朝编 下》明石书店，2010年
・梁铉娥《殖民地以后的韩国日军「慰安妇」受害》、同上《证言 面向未来的记忆 亚洲「慰安妇」证言集Ⅱ―南・北和在朝编 下》2010年
・韩国挺身队问题（慰安妇问题）对策协会《日军「慰安妇」证言统计资料集（韩国）》2011年
・石田米子、内田知行编《发生在黄土村庄里的日军性暴力-大娘们的战争尚未结束》创土社，2004年
・女性战争与和平资料馆(wam)《某一天，日军来了-中国战场的强奸与慰安所》（wam目录6），2008年
・桑山纪彦“中国原‘慰安妇’的心灵外伤与PTSD”《季刊 战争责任研究》19号，1998年
・朱迪思·刘易斯·赫尔曼著(中井久夫译) 《心灵外伤与康复》MISUZU书房，增补版，1999年
・宫地尚子《心灵创伤》岩波新书，2013年
